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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为何难以破译中国的密码

发布时间:2019-07-06 09:5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1943年末的常德会战,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部坚守常德城月余,全师伤亡殆尽;但因最后关头未奉指令,突围而出,致常德沦陷。蒋介石震怒,欲施严惩;军政各界,则颇有余程万的同情者。

  该年12月7日,在陆军大学作讲演时,蒋介石曾对学员们详加解释他为什么要严厉惩处余程万。其中一条理由是:“最后二三天,他从城里,时时发无线电向各处所求援,报说粮尽弹绝、无法支持等恐慌危急的情况。你们要知道,这种无线电码敌人必能翻译出来的。他一看你守城主将这样胆怯,那敌人就是要退却亦再不退却了。由此可知常德之战,真可以说是功亏一篑!”

  对于余程万最后数天频发求援电报一事,蒋介石始终不能释怀。1944年2月14日,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肯定“余程万此次率领全师,守卫常德,苦战十余昼夜,使国军的荣誉为之声价十倍”的同时,再次强调“他在守城时候的表现有两点最不好的地方”,第一点就是不该频发电报求援:“他在守卫常德的期间,几乎天天叫慌,总是说弹尽粮绝,要求赶快增援。不仅打无线电报给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甚至连番不断地打电报到各方面。须知这种无线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敌人偷译了这种电报,知道我们守城主官这种慌乱的情形,就可以断定你决不能死守到底,所以他们毫无忌惮更要积极地来进攻,不肯罢手了。本来敌人在11月26日如果攻不下常德,就准备撤退的,后来延长到11月30日仍旧攻不下来,他已经决定放弃攻城的计划,而且他们的炮兵、辎重早已纷纷向北后撤了。但从28日到30日的三天,我们守城部队如此发电乞援,将我们城内空虚慌乱的情形,完全暴露给敌人知道,因此反而增高了敌人的勇气,加强了敌人决心,一定要攻下常德达其目的。如其不然,为什么敌人占领常德不到几天,他又自动撤退呢?”

  在陆军大学和南岳军事会议这样高规格的演讲中,蒋介石一再强调余程万频繁的求援电报,定会被日军破译,进而将这种频发的求援,视作余程万“表现最不好的地方”。这种说辞,究竟是强词夺理,还是当时的一种客观现实?

  抗战期间,日军确曾破译诸多国民政府的密电码。汪伪情报系统头子丁默邨,抗战胜利后接受审判,其辩诉状就曾提及:“被告自三十二年(1943年)起,曾将敌方侦获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之密电码迭次报告中央,请求掉换密电码,因而一面减少中央各方抗战工作之巨大损害;一面因密电泄于敌方,致抗战志士被敌杀害者甚多。”丁默邨的这一辩护,得到了包括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中组部专员林尹等多人证词的证实。

  由此不难窥见,日方所破译的国民政府密电码规模甚大。这种规模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可参考日本史学界的统计:1940年前后,“当时陆军能破译军队密码的80%,但对的密码几乎不了解”。如此,当不难理解为何蒋介石会坚定认为余程万的求援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也不难理解日本学者在谈及“百团大战”时,为何会认为“其被攻其不备的原因是欠缺对军队的情报、谍报活动”。

  最早在中共中央专业研究部门的刊物上撰文公开提出“豪密”的是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长期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职务的李质忠。他在回忆文章中说:“为了确保党的核心机密不致被敌人破获,周恩来于1931年在上海亲自编制了一个密码,取名‘豪密’(有一种说法是周总理化名伍豪编写,故称为‘豪密’)。红军把这套密码用于上海党中央、总司令部和各兵团司令部的机密电报。”文章还说道:“1931年3月,任弼时携带‘豪密’从上海出发,经香港,于4月和顾作霖、王稼祥一道,到达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自此,苏区中央局便使用‘豪密’,于1931年9月开始与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系。”

  “豪密”具有五个特点:用于高层领导机关的通讯;好记好用,简单却难以破译;密码由数字与文字构成;所用的密码从不重复;密码的性质是无线密。这种密码由两部分组成:书名与册码;页码、行数与字序。就是说通报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发报内容只要注明某页、某行与第几个字,收报方就能按图索骥找出书中单个的字组成电报内容。这样的密码无从破译,因为电报本身就是个密码,其内容只是简单的数字索引。既然没有内容,又谈何破译。

  中共使用“豪密”从1930年代一直到解放战争,一直都没有破解。而1940年代,日军也对中国的密码难以破译,一方面因为“豪密”确实是铜墙铁壁的“伍豪之盾”,难以被破译;另一方面也与日军当时对国共两党的破译密码资源投入的悬殊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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